疫情下的中國經濟面臨極大挑戰，嚴重困難如何應對？

幾周前，第一季度經濟增長數據公布，同比增長4.8%，環比增長1.3%。其中有兩個值得注意的地方，一個是社會零售總額只比去年同期增長了3.3%，尤其是在3月零售總額同比下降了3.5%。在受到疫情嚴重影響的4月甚至5月份，居民消費恐怕會繼續下降。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外貿順差，據海關總署統計，一季度中國外貿順差是近7600億元，比去年同期擴大近7倍。

在中國第一季度貿易順差大幅增長的另一面則是美國第一季度的貿易逆差暴漲，初步數據顯示美國第一季度貿逆差比去年同期增長了800億美元左右，尤其是3月份美國貿易逆差達到了1253億美元，創下歷史新高。

美國大幅增長的貿易逆差造成了第一季度GDP環比下降0.4%，折合年率下降1.4%，這也是過去幾天媒體上頻頻出現的數字。當然，如果用同比數字來看美國第一季度經濟比去年同期增長是3.6%，并沒有大部分新聞標題表現出來的那么夸張。

國內第一季度經濟增幅看起來很不錯，但是由于種種原因，很多人根據自己的親身體會沒有感覺到有這樣高的增長。而且，由于4月開始，國內疫情復發，許多地方經濟活動暫時中斷，更是讓大家的注意力轉移到了防疫和第二季度經濟表現上去。

推動國內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一般包括消費、投資和外貿。居民消費在年初沒有大規模疫情的時候已然落后于整體經濟增長速度，在3、4月份疫情爆發以后，消費在沒有政策支持的情況下只要能夠維持在過去的水平就是一個比較不錯的成就。

外貿原本是我們比較看好的一個經濟方向。但是疫情的爆發造成國內東南地區物流體系暫時停止運轉，對于國內的進出口貨運和進出口企業的未來訂單都造成了相當嚴重的打擊，有不少企業反映出口訂單外流到東南亞地區的競爭對手那里。

宏觀政策已經對此作出應對，4月29日召開的政治局會議就提出要“全力擴大國內需求”。而內需中的投資和消費都在政治局的會議公告中被提及，其中提到消費的表述是：“要發揮消費對經濟循環的牽引帶動作用”，其余整段話都是在討論加強投資的重要性。因此，我們可以看出今年宏觀經濟政策的主線還是基礎建設投資。

最近幾則其他的新聞也佐證了這一點。從中央財經委會議提出要全面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到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決定從5月開始到2023年3月底，國內煤炭進口實施零關稅政策，以鼓勵煤炭進口。這一系列政策信號都在顯示未來幾個季度國內宏觀經濟的重點在于基建投資項目的落地以及提供一個更好的企業投資環境。

那么中國還有哪些基建方向可以發力呢?

剛剛發布的“推進以縣城為載體的城鎮化建設”這份文件給出了一個方向。中國目前的常住人口城鎮化已經達到65%左右，14億人口中大約還有4億多依然生活在農村。在縣以下 的行政區劃中，還有著鄉、鎮、村三級組織。以縣城為載體的城鎮化建設，就是要將農業人口從鄉、鎮、村吸引到縣城居住。而與之相關的基建投資方向，則是包括縣城一級的住房、交通、水電、網絡等固定基礎設施建設。

當然，經過這么多年的城市化進程，國內青年人口的城市化比例已經達到70%，高于常駐人口的城市化比例。而大家都知道現在留在農村里的人口很大一部分都是老人和孩子，勞動技能水平不高，收入也有限。

將大量這樣的農村人口吸引到縣城居住，顯然對于縣一級行政區域建立能夠自我“造血”的經濟產業將會造成不小的挑戰。但是，從行政成本和提供社會服務的成本來說，實施以縣城為中心的農村人口城鎮化，可以大幅度降低為這部分農村人口提供水、電、醫療等等各項服務的成本。

行政成本減少和農村人口生活質量的提高當然是這一次基建投資的理想目標，但是投資的資金從哪里來?

以往國內在推動城市化基建投資的時候，各地地方政府主要依靠土地財政作為杠桿來籌集資金，而土地財政最終的買單者自然就是房地產市場上的購房居民。但是國內居民家庭的債務負擔在過去幾年內上漲幅度很大。

根據國際清算銀行的數據，中國居民家庭債務負擔從2015年底占GDP的38.9%增長到2021年第三季度的61.6%，增幅在同期世界主要經濟體中位居第二，僅次于中國香港。房貸就是居民家庭債務負擔上升的最主要原因。城市居民家庭作為土地財政的最終買單者，本身已經債務負擔高企，再疊加上疫情沖擊下收入增長放緩的影響，繼續支持土地財政的潛力恐怕已經非常有限。

在這種情況下，最后幾億農村人口的城鎮化進程該怎么辦?

由于這一部分農民的收入處于國內比較低的水平，如果仍然要走土地財政的路徑，那么國內幾年前啟動的農村土地流轉政策就是一個將農村土地貨幣化，為這部分農村人口提供原始資本，為縣城城鎮化提供啟動資金的主要渠道。

根據農業部的數據，目前已完成為兩億農戶頒發土地承包經營權證書，為15億畝承包地確權登記頒證(占全國耕地總面積的75%以上)的工作。這么大規模的土地確權后便可以實現更便捷的流轉，促進了土地規模經營，也便于開展土地經營權抵押融資。

在農村土地財政之外，擴大地方債發行就成為籌集政府基建投資資金的主要來源。而當前債務擴張策略上最大的阻礙還是美國加息。一組簡單的數據變化就能說明問題：

今年年初的時候，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是1.63%，中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是2.81%，中美兩國國債的利差是1.18%。到了4月19日的時候，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是2.93%，中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是2.85%，中美國債利差是-0.08%，發生罕見的倒掛。而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也從4月19號開始由6.39跌到一周以后的6.68附近，跌幅接近5%。

這其中原因也很簡單，美國正處于加息周期，5月初開始，在加息同時也要開始縮表。而中國為了刺激受到疫情影響的經濟正處于貨幣寬松周期，兩者同時發力，人民幣匯率下跌也是正常的市場現象，對比歐元、日元最近的跌幅，人民幣已經是堅持到最后一個下跌的主要經濟體貨幣了。

基建投資從決策層的政策出臺到具體項目正式開始建設，往往需要幾個月的時間。而短期內金融市場的變化則就是鍵盤上敲下幾個指令的時間，所以未來幾個月人民幣貶值和熱錢流出是目前國內將會面臨的一個重要金融風險。

另一個重要風險則是，在保證GDP增長的同時，基建投資能否實現帶動就業恢復和居民收入增長這個重任。

年初國內經濟學界對于基建投資的粗略測算顯示大概每2000億人民幣的新增基建投資大概可以帶動約0.1個百分點的GDP增長。2021年中國GDP是114萬億人民幣，百分之0.1就是約1140億人民幣，也就是說現在基建投資轉化成GDP增長的效率稍高于55%。

這一方面是由于國內基建投資多年，高回報的項目大多已經完成建設;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國內基建水平的飛速提高，建設施工上大量采用高性能的機械設備和科技手段，反而對于就業的拉動不如以前。憑借國內現有的財政實力和項目儲備，一兩年內憑借著基建投資拉動是可以達到GDP增長目標，但是這中間的損耗和效率方面的問題也不能完全忽視。

那么，基建之外還有哪些政策可以用來保障經濟發展呢?

首先還是防疫。我之前的文章提到過幾個防疫措施，比如加強疫苗接種來降低重癥和死亡率，比如建設大量的方艙來增加醫療資源供給和減少擠兌。如果未來核酸檢測要常態化，那么培訓一大批可以操作核酸檢驗的工作人員也是需要考慮的一環，這樣可以解放一批正規培訓過的醫生和護士，以便其他醫療服務仍然可以得到保障。

在這些措施之外，對于那些由于疫情被迫停業和被隔離的企業員工提供一些類似于失業保險的社會保障也是值得考慮的。目前已經有商業保險提供隔離險，前幾天有新聞報道北京朝陽區為轄區內服務業企業提供商業隔離險，但是很多地方的財政已經很難支持地方政府出面購買這樣的商業保險，因此更適合由中央財政推進統一的防疫封控隔離保險，來對被迫集中隔離或者在家隔離的居民提供經濟補償。而那些由于政府規定為了防疫被迫停業的企業員工，則應該可以申請領取類似的封控保險或者失業保險。這樣低收入階層居民可以多少獲得一些最基本的經濟補助和生活援助。

其次就是關于產業監管政策制定過程的制度化和透明化。這一條我們在以前的文章里也反復提過，像去年的環保和減碳造成的電力短缺以及游戲產業的版號發放問題。這些監管政策或許背后都有著深層次的政治經濟考量，但是政策出臺過程和實施過程往往打了大批企業一個措手不及，影響到了企業正常安排生產計劃和進行商業投資。

最后，關鍵的交通基礎設施可能需要閉環管理和流程改造來保證運行不被疫情打斷。比如國內幾個港口的運轉。每一個環節如碼頭貨物裝卸環節、檢驗和清關環節、卡車進出貨場和裝卸環節、以及各環節之間的防疫環境消殺等等問題都值得制定一個完善的方案，盡量避免幾百條貨輪擁堵在港口之外的情況再次發生，保障國內企業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地位不被動搖。

最新的政治局會議公報里明確提到了中國經濟面臨的內外困難，也為解決困難提出了宏觀指導方針。國內疫情發生前，經濟發展的主力已經是第三產業。

根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統計，第三產業解決的就業人口占所有就業人口的47.7%，遠超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從2015每年第三產業的增長速度都高于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的增速。但是2020年第三產業的增幅是1.9%，低于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2021年第三產業增幅是8.2%，與第二產業增幅相當。今年第一季度第三產業增幅是4%，再次低于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疫情面前，針對第三產業的經濟支持力度應該更大一些，希望有關部門在制定具體政策的時候，可以更多的考慮服務業面臨的困難來對癥下藥。